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夏至。天子父天母地，所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祭方泽，是极严肃的大典。提前三天便要斋戒，前两天睡在乾清宫东面的斋宫，最后一天宿在地坛门外的斋宫。摒绝嫔御，禁酒蔬食，不张宴，不听乐。第二天一早，便是祭祀大典，在王公大臣陪祀之下，举行繁文缛节的仪礼，由‘初升’到‘谢福、送神’，整整费了半天工夫，始告礼成。
皇上出行，惊天动地，方泽又是大祭，皇帝更加是全套的卤薄大驾，朝服袍冠一应俱全，在西角的斋宫休息了一会儿，皇帝命军机处随扈的几个人到此见驾。
天子所居，便是行在，自然也要有处理政事所需要的全套仪制和随扈人员。甚至比起在大内中来还有一个好处：便是随时可以见到皇帝，而毋需层层通秉。
穆彰阿带领军机处几个人步进斋宫，见礼完毕站在一边答话：“杨殿邦上的关于漕帮人员安置的折子，军机处看过了吗？”
“是！臣等已经看过了。”
“那么，军机处有什么奏对？”他用手一指穆彰阿：“穆彰阿，你是专管户部的大臣，你认为这份折子上的内容，可有什么操作性吗？”
“回皇上话，我等都认为漕帮人数众多，总有千万之数。虽然沙船帮可以分流一些，剩下的漕丁之数也是骇人听闻，这些人有很多都是全部靠着漕运之事生活，没有更多其他的生计可图。若是按照陆建瀛上的折子来办的话，只怕，在两江会引起很大的变故呢！”
“变故？你不会是指如桂省那样的变故吧？”
“老奴不敢言！”
军机处的意见是连皇帝也不能不重视的，只得把求助的目光瞅向站在旁边的其他几个人：“你们认为呢？”
很遗憾，军机处的人让皇帝失望了：“皇上，老臣也认为，漕督杨大人的提议失之操切。漕运改革之事事关重大，而且涉及运河两岸太多民众，还是应该从长计议吧？”
皇帝又是后悔，又是懊恼。他当然知道漕运改革事关重大，也知道牵涉甚多，而且最主要的是，改革之事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旦开始便是他这个御手怕也不能轻易使之停下来——杨殿邦和陆建瀛在任上就改革之事刚刚有了一点眉目，如果就在这样的时刻顺从军机处的意见的话，不但是他心中不愿，更加让他们在那边的所有工作全部付诸流水——这是万万不能、不甘、不愿同意的。
心里打着这样的主意，无端的觉得在自己面前恭敬如常的几个人面目可憎起来：都是一些尸位素餐的老昏聩！
年轻人本来就略显削薄的唇片也抿得紧紧的，只是登基日久，处理起政务来也有了一点经验，若是在这大祭之期和军机处因为一些原因闹起别扭来，传扬出去便是滑天下之大稽，当下宕开一笔：“前几天啊，内务府呈上天津桂顺斋的点心，是用马****和香油和成的，朕尝过一点，真是很不错。改日，让他们给你们也送到府里，你们也尝尝看，怪好吃的。”
皇帝这样突然而生硬的岔开话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不满的态度！军机处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又不能在君前冷了场面，只得含糊应对：“皇上时时刻刻体念老臣，让我等感激不尽。”
“这且不去说它。”皇帝怎么也不能就这样放下这件事，漕运改革事关重大，若是不能君臣同心的话，说政令不出宫门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将来处理政务时的时时阻碍，处处掣肘总是免不了的，当下继续说道：“康熙三十八年上谕有‘永不加赋’之言，至今后世子孙信守不渝，是故大清天下长治久安，百姓富足。其实，以朕看来，长治可期，久安则未必。就如同杨殿邦在折子中所说的，百姓始而忍耐，继而渐生机械。如果不能因势利导，将小民汹汹之情逐一化解，试问，若有第二个洪秀全，第三个洪秀全呢？”
“皇上圣虑周远，臣等自问不及。”
皇帝秀气的眉毛猛的挑了一下。这些军机处的大臣，不知道是因为年纪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官久了，宦海沉浮把胆子都变小了？当初的英气一扫而空，每天就是知道磕头，请安，嘴里说着一些皇上圣明的话，于朝政全无半点陈述！要来何用？
虽然是过来人，皇帝的心中从来不敢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对这个时代的人有任何的自大情绪，作为君上，也从来都是对一众老臣体恤有加，但是这一次，还是升起了撤换这些人的念头！
强行压下心头的火气，端起一边早为他准备下的茶水喝了一口：“朝廷政令，没有朝令夕改的道理。更不用提这样于民于国有利的事情，更要认真妥帖的进行。即使有一点阻力，也不用考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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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正阳门东的兵部街，由南口来了一骑快马，听那辔铃叮当，便知道是外省的折差到了。果然，那骑快马，越过兵部衙门，直奔各省驻京提塘官的公所。到了门前，蓦地里把马一勒，唏凚凚一声长嘶，马上那人被掀了下来，一顶三品亮蓝顶子的红缨凉帽，滚落在一边，那人挣扎着爬起身，踉踉跄跄走了两步，还未踏进门槛，一歪身又倒了下去，口中呛咳了几声，已经有白沫喷出！
公所里的人认得他，是南宁来的折差，姓何，是个把总。何把总原是广西提督闵正凤的一个亲兵，积功已经升到三品的参将，但无缺可补，依旧只好当那在他做把总时就当起的折差。
一看这样热天，长途奔驰，人已昏倒，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了进去，一面撬牙关，把整瓶的“诸葛行军散”，往他嘴里倒，一面把折包从他的汗水湿透了的背上卸下来。广西的提塘官拆开包裹，定神一看，竟然是兵部所颁的勘合！然后顺手一揭，看到油纸包外的传票，不由得大吃一惊：传票上盖着广西巡抚的紫色大印，写明是奉旨办理剿匪事宜钦差大臣曾国藩，广西巡抚郑祖琛，广西提督闵正凤会衔，由南宁拜发。拜折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五，却又用核桃大的字特别批明：“八百里加紧飞奏，严限六月十三日到京。”
那提塘官赶紧取出一个银表来看了看，长短针都指在洋字的十一上，只差几分钟，一交午夜子时，便算违限，军法从事，不是当耍的事！怪不得他这样不顾性命地狂奔赶递。现在责任落到自己头上了！一注意到“八百里加紧”那五个字，提塘官猛然一愣，失声喊道：“八百里加急？从来没有听过有八百里加急的啊？最快也不过是六百里的嘛！”
这一喊，惊动了别省的几个提塘官，围拢来一看，个个也觉得奇怪。驿递是有一定规矩的，最紧急的用“六百里加紧”，限于奏报督抚、将军、学政等人在任病故，以及失守或者光复城池，不得滥用。现在广西军政的负责人联衔会奏，可知不是出了什么病故之类的意外。而且，破例用八百里加急克期到京，如果不是出了什么来不得的大事，不会如此严限。
“快递进去吧！”有人说道：“南宁到此，三五千里，三伏天气，二十几天赶到，简直是玩儿命！可不能在你那里耽误了。”
“是，是！我马上进宫去递。”提塘官拱拱手说：“这位何总爷，拜托各位照看。也真真是亏了他！”说完，他匆匆穿戴整齐，出门上马，往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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