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海运物资就是从宁波港出发抵达蒙罗维亚自由港的。格林维尔的搬迁物资是通过格林维尔港口抵达自由港的。第一批抵达的是格林维尔搬迁过来的物资，整整8个集装箱。这批物资是营建的必需品，在前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营建工作推进得比较顺利。后来，格林维尔第二批海运37个集装箱和国内发过来的18个集装箱物资相继到达，每天港区的货车不断地往中国防暴队新营地运送集装箱。虽然每天工作很忙很累，但是队员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集装箱承载的是一年维和生活的希望。
而与中国防暴队队员的幸福相比，尼泊尔防暴队的队员眼里流露出来的，则是一种典型的“羡慕妒忌”表情。
中国防暴队进驻的第一天，炊事员李志在烧饭的时候，阵阵香气吸引了好几个尼泊尔防暴队的队员过来。
“你烧的是什么，怎么那么香？”尼泊尔防暴队队员用手比画着问李志。
李志苦笑着，不知道如何应答。他烧的菜其实很简单，土豆、胡萝卜、洋葱，典型的“维和三宝”。虽然顿顿如此，但是中国式的烹饪方法比起尼泊尔式的烹饪方法，还是多了不少。
“能给一点尝尝吗？”尼泊尔防暴队的队员期盼地问。
“当然可以！”
这是李志会的简单英语。
拿到手，尼泊尔防暴队的队员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还不知道什么味道就没了。
“真是美味佳肴啊！”尼泊尔防暴队的队员感慨道。
后来，每次李志在烧饭的时候，都有不少尼泊尔防暴队的队员过来蹭饭。
再后来，随着海运物资的陆续到达，可供李志选择的食材也慢慢多起来了，每天的饭菜更是美味可口，令尼泊尔防暴队的队员们垂涎欲滴。
尼泊尔防暴队的后勤官叫卡卡，在一次与中国防暴队后勤官刘月富聊天的时候，他羡慕地说：“你们这么多的物资，都是从哪里来的？”
刘月富回答道：“这是我们浙江总队从国内给我们购买过来的！”
卡卡惊讶地说：“你们国内的组织给你们购买这么多的物资？”
刘月富说：“是的。”
卡卡沉默了。
他对刘月富说：“我们出来后，除了装备是国家提供的以外，其余的生活用品都是个人自带的，在这里吃住也都是联利团提供的，一般我们不舍得花钱，国家也没有太大的投入。看到你们国家对维和工作这么支持，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强盛，这是一个大国的自信。我们尼泊尔与你们毗邻，是友好的邻居，我也替你们感到高兴。”
确实如卡卡所说，这次参加维和行动，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党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全省官兵的力量全力为前方做好保障。尤其是蒋建卫总队长、贺长江政委等领导，每项物资基本都是逐项把关、亲自审核，确保不少、不缺失。海运物资发出前，蒋建卫总队长还亲自主持了物资海运启动仪式，目送海运物资驶出宁波港。正是有了后方的大力支持，防暴队新营地的营建工作才能进展顺利，虽然出现了一些物资缺乏和工具紧缺的难题，但是总体上大项的物资都能保障到位。
作为尼泊尔防暴队的后勤官，在看到中国防暴队陆续不断的物资运抵后，卡卡心里有些羡慕。
随着与中国防暴队交接日期的临近，尼泊尔防暴队也开始整理物资，准备打包回国，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全部都带走了。中国防暴队的队员们纷纷拿出自己带过来的物品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在进驻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尼泊尔防暴队给了中国防暴队很多照顾，中国防暴队也给尼泊尔防暴队提供了很多便利，经常能看到双方队员在一起劳动、站哨和聊天的温馨场面，大家在维和任务区这个特殊的地方建立起了一种血肉相连般的感情。
2016年4月22日上午，徐晓伟代表中国防暴队与尼泊尔防暴队举行营地交接仪式。联利团防暴办罗米提主任，中国防暴队、尼泊尔防暴队相关领导，以及双方队员代表参加了仪式。交接仪式完成后，中国防暴队在新营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当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和鲜红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自由港上空的时候，徐晓伟庄严地举起右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他的心情是骄傲和自豪的，在历经了两个多月的奋斗后，中国防暴队终于在蒙罗维亚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园，尽管这个家园还不足以抵挡风雨，但毕竟那是属于自己的家。
卡卡是尼泊尔防暴队最后撤离的队员，他留下来还要处理一些带不走的物资，比如催泪瓦斯和防暴弹。中国防暴队每年都会赠送给当地警察部门一批警用装备。尼泊尔防暴队舍不得放弃物资，能带的全部带走，不能带的就地变卖。卡卡留在中国防暴队营地里，每天东奔西跑，与联利团和利比里亚警察总局的高层不断进行谈判，就像一名跑业务的推销员。晚上不用工作的时候，卡卡总会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门口抽着中国防暴队队员给他发的香烟，看着眼前的中国防暴队队员们像勤劳的蚂蚁一样，从一个个集装箱里把物资搬出来，整齐地码到仓库里。他的眼神充满了寂寞与无奈。偶尔有中国防暴队的队员休息了，与他聊天，他都会说，如果他能够大手一挥，豪气地对联利团说：“大爷这些装备不要了，全送给你们！”那该有多好。
终于，卡卡还是成功地把这批物资处理好了，临走前的一天晚上，中国防暴队特意加了几个菜给他送别。吃饭的时候，卡卡问中国防暴队的队员，如果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是否可行。队员们都不是这方面的行家，谁都答不上来，只能婉转地告诉卡卡，估计很难。
这天晚上，卡卡把自己灌醉了，趴在桌子上哭得像个孩子。第二天早上，全体中国队员自动放下了手里的活计来送卡卡。当车子发动的那一刻，卡卡从车上跳了下来，与每名队员拥抱了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车子驶出大门后，卡卡从车窗探出头，朝队员们大喊：“中国，我会努力的，你们等我！”
卡卡看到的，只是中国防暴队的物资成功地从格林维尔转移到蒙罗维亚后的结果。他可能不会想到，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留守在格林维尔营区的中国防暴队后勤官马義超这几天一直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因为他发出去的请联利团后勤支持部下属货船“卡特琳娜号”过来协助海运的申请迟迟得不到回复。日子每过一天，他的心就越焦急一天。
打电话过去询问，联利团后勤支持部回答说，当前正是各支队伍的裁撤期，驻守哈珀的尼日利亚维和军警部队，驻守绥德鲁的印度、尼泊尔军警部队，大大小小十余支队伍，谁不需要装载海运物资呢？中国防暴队按照申请期限，至少要等到一个多月后。
这把马義超急出了肝火。一个多月？他可以等，新营地不能等啊，那边的同志们还盼着格林维尔的物资过去装建起来呢！
马義超拿不准主意就去找王侣仁队长，王侣仁队长没有办法，也只能向在蒙罗维亚的徐晓伟报告。徐晓伟一听，这还了得？两人一商量，决定分头行动。徐晓伟这边去找辛茨总警监汇报，王侣仁找格林维尔分部的查尔斯先生协调。
辛茨总警监因为上次外交部大楼定点驻守的事情，对徐晓伟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中国防暴队的出色表现受到了瑟利夫总统的高度赞赏，这在历支防暴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他长了脸；恨的是徐晓伟也是唯一敢顶撞他的防暴队领导，这让他心里一直存在芥蒂。这次徐晓伟过来，要求他出面协调“卡特琳娜号”货船的船期，他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说道：“那是后勤支持部的事情，我这里是警察部门，跨部门的协调非常难办，况且作为高层，我出面帮你们也不妥当，到时候我怎么向其他国家的防暴队交代？”
徐晓伟这次过来已经轻车熟路，几个月的维和战地经历让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对辛茨总警监说：“总警监阁下，我有充足的理由。
第一，其他防暴队是因为裁撤才用海运方式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维和任务已经结束了，早点走与晚点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中国防暴队不同，我们是因为换防蒙罗维亚才需要进行搬迁的，联利团给我们营建的期限是到6月底，之后马上就要承担蒙罗维亚的勤务了。如果因为格林维尔的物资不到位而导致营房不能正常交付使用，我们同样有理由拒绝出勤。第二，联利团的哈珀和绥德鲁分部不在本次裁撤的范围内，那边的分部还可以提供军警部队的食宿。但是格林维尔分部是要裁撤的，这是联合国决议书上的要求，如果中国防暴队不能按期裁撤，意味着格林维尔分部也不能裁撤，因为他们同时也要保障我们的食宿。总警监阁下，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会导致一个后果，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违抗联合国总部的命令决议。假如被投诉，影响的是整个联利团和总警监阁下的颜面啊！对于中国防暴队这么一支小小的队伍来说，这棍子应该打不到我们的屁股上吧？您说呢？最后，中国防暴队还受领着蒙罗维亚的武装巡逻任务，其中就有总警监您在这里的住所。听说最近蒙罗维亚不大太平，如果我们能把营区建设好，早点把精力投入到巡逻中，巡逻的时候就能顾及总警监您的安全了，这是双赢的局面。以上的提议纯属我个人的想法，还请总警监阁下深思熟虑为盼！”
徐晓伟的提议针针见血，软硬兼施，辛茨总警监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他深深地望着眼前的这位中国人，心里在想：“天哪！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度，仅仅一支防暴队的政委就如此难对付？”他暗自庆幸与徐晓伟是友非敌。
对于徐晓伟的提议，辛茨总警监还是接纳了。有了他的出面协调，后勤支持部的官员明显态度好了很多，答应会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中国防暴队的船期。
格林维尔这边，查尔斯先生也一直在为中国防暴队努力着。很快，中国防暴队就接收到了“卡特琳娜号”船方发来的装船通知。
好不容易解决掉船期难题，马義超要做的事就是把物资押运上船。后续部队过来后，格林维尔指挥中心值班紧张的情况稍有缓解了，李小飞不再每天通宵值班了，而是改由李小飞、马義超、王相伟、高强、孔炜良5人轮流值夜班。恰好这天马義超通宵值班后，本以为交班结束就可以补休，却接到“卡特琳娜号”船长的来电，要求中国防暴队马上将物资押运到码头上船。由于马義超一直以来都是与“卡特琳娜号”船长单线联系，所以“卡特琳娜号”船长拒绝了马義超提出的换个人押运的要求，说必须由他亲自过来签字。无奈之下，马義超简单地洗了把脸后，就带着车队出发了。
在徐晓伟前期走访绥德鲁中国解放军维和部队后，维和部队给予防暴队极大的支持，派出了吊车、重型卡车等运输工具过来。
中国防暴队利用这些工具很顺利地把海运物资运送到码头。集装箱的上船很顺利，到了车辆上船的时候出了意外。
前面说过，为了保障第一次陆运的顺利进行，防暴队采取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把最好用的车子和最好用的零配件都放在了陆运上。车队运抵蒙罗维亚后，最好的车辆留在蒙罗维亚供大本营使用。如此一来，格林维尔营区剩下的车辆无一不是“老弱病残”“歪瓜裂枣”，几乎没有一辆是原装完整的。所以，这些车辆准备上船的时候，好几辆突然熄火了，卡在了码头与船的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马義超没有办法，只能向营区求助。
接到马義超的求助电话后，二分队分队长谭家海马上率领李宗先、王佳浩、钱仁建、王艺华、周瑜、王翔等“老司机”赶过去，对故障车进行抢修。
格林维尔码头周边一片荒凉，连棵树都没有，正午的阳光把地上烤得发烫。一夜没睡的马義超又累又饿又困，想躺在车里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车里也是酷热无比，连座位都晒得发烫。
无奈，马義超只能用手挡着太阳协助“老司机”修车。
抢修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眼看完不成任务了，大家才无奈地撤回营区。
不凑巧的是，第二天联利团的装备核查官要过来进行检查，整个格林维尔分队里，马義超是唯一的对接人。从码头回来后，马義超洗了个澡，不得已强打精神，开始写汇报材料和制作PPT，这累活干下来，抬头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5点，看来是睡不了觉了。
第二天上午，联利团的装备核查官过来检查后，马義超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码头，继续装运海运物资。等晚上“卡特琳娜号”驶出格林维尔码头后，马義超才一屁股瘫在车上。车子没开出码头门口，马義超已经呼噜声震天响了。
类似于这种联利团部门之间扯皮推诿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多都是中国防暴队的领导到处去求人帮忙。次数多了，也就开始烦了。
2016年4月份，按照中国防暴队的裁撤计划，15名在格林维尔的队员将乘坐飞机飞往蒙罗维亚。大概是联利团的职员粗心大意，没有把中国防暴队的队员列入当天的乘坐名单，当15名队员在格林维尔机场苦苦等待一天后才发现，飞机竟然是满员的！怀着满肚子的委屈，队员们回到了营区。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侣仁怒了，徐晓伟怒了。王侣仁当即写了一封投诉信发到联利团总部，徐晓伟也亲自过去讨回公道。
刚开始的时候，联利团的个别职员并不把王侣仁的投诉信当回事，他们办事总是推辞、拖拉，给予刁难。以前为了大局着想，一般都是忍气吞声。
可是这次徐晓伟觉得绝不能再忍了，他似乎听到了心脏即将爆炸的声音。
可是这个时候绝不是恶语相向的时候，要争回尊严，不必骂街，徐晓伟准备跟他们理论理论。
徐晓伟问：“为什么出现差错？”
职员一脸不屑地说：“这是常有的事，工作多了，难免会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