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6日上午，我因为感冒在家里躺着，这时一个署名“蓝色火车”的人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孩子找到了，有事想和您聊聊！”
“蓝色火车”上一次给我留言，是一周前。“朋友家六岁大的儿子刚在燕市太兴区葫芦路附近走丢了，可能是被拐了。”他问我除了报警外，是否有什么应急方法。我告诉了他公安大学王大伟博士发明的“十人四追法”：母亲原地不动，父亲发动亲友十人或以上向四个方向寻找。
因为人贩子把小孩抱走后，经常会火速赶往火车站、汽车站，买张票马上走。
十人四追法示意图
所以丢孩子的一定要比人贩子还快，才能把他截住。据说有位母亲用这种方式，在火车站截住过正在检票的人贩子。
四个方向最少是八个人，还要有两个人，一个去报警，另一个人要留在家里，因为有时小孩能自己找回家。所以一旦有两三岁的孩子丢失了，要马上组织最少十个人，赶快出去追，不要有任何耽搁。
因为当时我还在查假钞的事情，同时准备去香港参加同行聚会，就把这件事忘了。
一个月后，忽然得知男孩找到了，我挺高兴，赶紧又联系了“蓝色火车”。我问他具体是怎么找到的。
“蓝色火车”告诉我，他看到我回复的信息，已经是几小时后了，“十人四追法”已经不适用了。警方调了附近所有的监控，确定孩子是被一个中年男子拐走的，但具体拐去了哪儿，需要慢慢调查。
在警方调查期间，“蓝色火车”的朋友把失踪男孩的信息发布到“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上。有志愿者在东南地区巡看时，发现了长相相似的男孩。通知家长后，家长和当地警方一起找过去，发现那确实是自己儿子。
我问他是否抓到人贩子。他说没有。他这次找我，就是因为这事。
我奇怪：“孩子都找回来了还找我有事？”
他说是，孩子回到家之后没几天，生殖器和肛门等处出现了溃烂的情况。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这是性病——孩子得了尖锐湿疣。
也就是说，在被拐卖期间，这个男孩被迫和人发生过性行为。
我问他购买孩子的那对夫妻中，是否有人是恋童癖？
“蓝色火车”说没有，发现孩子得了性病后，他们又报警了。警察带那对夫妻去化验，两个人都没有尖锐湿疣。现在猜测，人贩子是恋童癖，在拐卖过程中与男孩有性行为，把性病传染给了他。
简直太可恨了，我问他能帮上什么忙。
“蓝色火车”告诉我，他的朋友，也就是男孩的父母，现在愿意出三十万元找出这个人贩子，将他绳之以法。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个活儿。
我说我得考虑考虑，晚上可以一起吃顿饭，详细聊聊。因为感冒，不能吃太油腻的，所以我订了一家淮扬菜。
晚上6点，我给周庸打电话，开车接上我，到了饭馆。在餐馆门口，我见到了“蓝色火车”。他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看见我和周庸过来立即上来打招呼：“您好，徐哥吧，太谢谢您了！”
我摆摆手不再客套。
我们进了店里，点了蟹粉狮子头、太湖虾仁和我最喜爱的大煮干丝，要了一壶龙井。倒上茶，我和他实话实说：“三十万元的活儿，我挺想接的。但说实话，找人不算是我的强项。”
找人在我的职业技能里算是比较弱的一项——我比较擅长对现有目标的分析、追踪、监听和挖掘。
但找一个从来没见过，身份信息完全不详，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说实话，这方面我比较弱。
当然，比较对象是能查天眼、定位手机的一些私家侦探和警方。
他摇摇头：“我们之前就找过你，对你比较信任。”
我说：“行，你要认准我了，咱就签个合同——我们一般不干太长的活儿，超过十天没线索，就放弃。你们负责调查所花的交通食宿。要是查到了，不需要报销费用，直接全款就行。”
“蓝色火车”点头表示同意，我发给他一份电子合同，他扫了一眼，说可以。
周庸买单后，我管“蓝色火车”要了那对从人贩子手中购买男孩夫妇的地址，买了第二天一早8:10燕市飞泊州市的机票。
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我和周庸到了泊州市。
在泊州机场一楼进出口停车区，停前面的都是当地的出租车。一群男子站在车附近，见我和周庸出来，上前招呼：“你们要去哪儿？到这边来说，运管在这儿不方便讲。”
周庸刚要说话，我拦住他：“不用，我们不打车。”
绕到出租车停放区的侧边，有许多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我和周庸上了车，说到汽车南站。周庸问我，为什么机场一出来那儿不打车，跑这么远来坐出租。
我还没说话，司机回头看我一眼：“这小伙是聪明人啊，门口停的那些出租车基本都是不营运的，停在这里只是为了招揽客人，然后把客人倒手给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或者黑车，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们要打那车他们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没人管吗？”
司机摇摇头，没再说话。
到汽车南站时，已经快下午1点了。我和周庸在汽车站坐车，先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泊州市下辖的安通县城，又从县城坐了一个小时的小巴到感怀镇，等在感怀镇下车的时候，已经5点了。
周庸下车时都要吐了，说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车了：“徐哥，他们在燕市拐一孩子，卖到泊州来——这也卖得太远了吧！”
我说：“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买卖。”
感怀镇的空气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层小楼。我和周庸按照地址，问了几次路，找到了陈强夫妇的家——他们就是买了男孩的那对夫妻。
我和周庸在门口敲了敲门，没人开，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这时路过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问我和周庸在这儿干吗，我说我在等陈家的人。
大叔说自己是邻居，就住旁边，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我们是记者，正在做一期拐卖儿童的调查，想问问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事。大叔没说话，转身走了。
周庸问我：“徐哥，等会儿直接问他们认不认识人贩子？”
我说：“当然不能这么说，他们至今没孩子，也没领养，肯定有困难。从对方角度出发，人家才能理我们。”
天黑了，陈强夫妇才回来。
我说我们是记者，了解到前段时间他们买孩子的事，想问下，为什么不去福利院领养，而找人贩子买。这对夫妻一肚子苦水：“我们也不愿意啊，八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
他们很高兴有人来关心，让我们留下吃饭，我和周庸顺势就答应了。饭桌上，我问他们是怎么联系上人贩子的？是否知道人贩子的下落？一般来说，人贩子是这么做生意的：他们会先找一个对孩子需求比较大的地方，在这里持续地卖孩子，直到这个地方被满足，再寻找下一个地方。
他们表示不知道：“那人贩子就是碰见的，不是我们主动联系的。”
我看到陈强夫妇说不知道之前，做了一个眼神的交流——他们在撒谎。不交代人贩子的联系方式，很有可能是，他们还想再买一个。
我吃了几口饭，说要去卫生间。陈强指了一下：“二楼右边的那个门就是。”
陈强家是个二层小楼，一楼是客厅、厨房和一间卧室，二楼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我放轻脚步，悄悄在二楼找了一圈——屋里没有电脑，有一本笔记本，还有一个固定电话。
我翻了翻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都是茶叶出售的账目——感怀镇是出名的茶叶产地之一。翻完这本账，我没找到和人贩子有关的信息。固定电话上有些通话记录，我把号码都拍下来，掏出口香糖嚼软，粘了个微型录音器到床头柜底下。到卫生间冲了下厕所，我就下楼接着和他们一起吃饭。
吃完饭，我跟陈强夫妇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来聊聊，就和周庸去了镇政府附近的旅社。
到了房间，我把窗帘拉上。周庸问我拉窗帘干吗。我说：“有人跟踪，刚才咱往镇政府这边走的时候，后边有个车一直跟着。但应该不是专业的，开得特别慢，大灯一直晃着咱俩身后。”
周庸：“是人贩子吗？”
我说：“不知道，但应该和这事有关系，咱这两天得注意点。”
我把拍下来的通话记录，发给了线人小K，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些号码是否有问题。一个多小时后，小K打电话回来，说这些电话看不出问题——都是本地的电话。在自己家乡做人贩子的很罕见，警察太容易查证，人贩子应该不在这些电话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到了陈强夫妇家，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周庸按照我们昨晚商量好的，不停地问陈强夫妇一些问题，我借机四处观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猛扒两口饭，再次借口上厕所，去二楼拿回微型录音器，发现床头柜上摆了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叫《泊州鬼故事》。我看了两眼，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就拿出手机，把这报纸前前后后每页都拍下来，然后下了楼。
再没找到其他线索，我们告别了陈强夫妇，回到旅社。
录音笔。录音笔的内容不能当作证据使用，但可以震慑他人
进了房间，周庸问我找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报纸的照片，他翻看了一会儿：“没看出来啊，徐哥，哪儿奇怪啊？”
我告诉他，这是份假报纸。
“首先排版太乱，一个正规报社，就算再不专业，也不可能这么不守规矩；其次这刊号我认识，CN44-0103，这是《四方时空》的刊号，我原来总是看，订过两年。”
周庸点点头：“我小时候，燕市地铁里总有卖假报纸、假杂志的，天天在那儿喊哪个明星死了，好多外地游客去买。”
我仔细地翻了翻报纸的照片，确实都是一些灵异故事。只有最后一页是一整面的广告，有卖钻石的，有卖房子的，也有卖衣服的。我看了两个广告，觉得不太对——这报纸上的广告都很奇怪。
河西精品钻石销售，经过一百一十道工序，六年经验男设计师打造，通过国家B级认证，八万起售。
天琼服装店，女孩街一百二十号七座，六万+品质高，全都是A货。
我递给周庸，让他看：“你能看出来什么？”
周庸看了两眼，很疑惑：“看出来什么？这不就是小广告吗？”我说：“不是，这是暗语，人贩子的售卖信息。河西精品钻石销售，经过一百一十道工序，六年经验男设计师打造，通过国家B级认证，八万起售。意思是河西市拐来的，身高一百一十厘米，六岁男孩，B型血，八万块。天琼服装店，女孩街一百二十号七座，六万+品质高，全都是A货。意思是，天琼市拐来的女孩，身高一百二十厘米，七岁，六万块，A型血。”
周庸又看了两遍，目瞪口呆：“徐哥，神了你，这都能看出来！”
我说这都是经验。前几年我查过一个卖淫团伙，就是用这个方式招嫖。
终于有了一些人贩子的线索。我掏出拿回来的录音器，递给周庸，让他插在电脑上放一下。
我和周庸倒着听了一会儿——陈强晚上还真用座机打过一个电话。
周庸：“徐哥，这普通话方言味道太重了，我也听不懂啊，他们说啥呢？”
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大致的意思就是陈强告诉电话那头的人，让他放心，自己什么都没说。
我走到窗边，从窗帘的缝隙向下看，那天在陈强家门口遇到的邻居大叔站在楼下抽着烟，时不时抬头看两眼。
我问周庸几点了，周庸看了看手机，说：“2:30。”
我说：“咱走吧，已经被人盯上了。住宿条件也太差，先回泊州再做下一步打算。”
在镇口坐上开往安通县的小巴车，我回头看了一眼，跟着我和周庸的大叔转头回去了。
周庸问我：“徐哥，跟着咱们的是人贩子吗？”
我猜不是：“应该是其他买孩子的人，能用报纸广告卖孩子，证明这个地方的需求不小。跟踪的应该真把咱俩当记者了，怕查出什么，自己买的孩子也得被警察带走。”
到了泊州，我们开了间房，拨通了报纸上小广告留下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人，问我想来点啥，我说要天河服装店的A货。他说六万元，并告诉我一个账号。“先打一万元，剩下五万元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问他在哪儿交货，他说最好在我家，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在外面交，地址由他们定。我说我人在泊州，具体地址他定。
他说今天收到钱，明天就可以交货。
我挂了电话，给对方转过去了一万元，让周庸租台车。周庸用手机弄了一会儿：“租好了，徐哥。”
“挺快啊，租的什么车？”
“宝马，一天一千两百元。”
我说：“你不能省着点啊！你是不是傻啊！租这么贵的车，就不能租个普通的丰田吗？”
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和周庸还在睡觉，接到一个电话，交货地点定在蓝山路的一个防空洞。
蓝山路下面有很多的防空洞，纵横交错，横贯马路左右，有一些是被砖墙封住的，有一些被打通，里面有人活动的痕迹——天气炎热的时候，泊州有很多人都会来这里避暑，泊州气温四十度时，防空洞里也就二十几度。但现在的气温只有二十多度了，这里又湿又冷，基本没人。我本来感冒还没好，一进里面直哆嗦。
因为取车花了太长时间，到这里时，距离人贩子联系我，已经过了近两个小时。我和周庸站在湿冷的地下防空洞里，给人贩子打电话。防空洞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根本找不到哪儿是哪儿。
对方接了电话，说我们太慢了，他怕有危险，换地方交易，让我等电话。我和周庸白跑一趟，开车回到酒店。
晚上8点多，人贩子又来了电话，让我们三十分钟内到新湖公园的大门。周庸查完地图松口气：“就在咱旁边，走着去可能更快。”
我说：“我自己走着去，你开车。人贩子要是开车走，你正好跟上他。”周庸说行。
独自经过无人的树荫地带，要注意安全
下楼后我感觉有点饿，就在路边买了几个小饼，一边吃一边往公园走。吃着饼到了公园，我隐约看见门边树荫里有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之前没来过泊州，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是栽了，那就得原地爬起来。所以我比较小心，装作给女朋友打电话吵架，在门口转了几圈。
没发现对方有隐藏的同伙，我拎着五万元现金，走向了树荫。
我走近拿手机晃了一下，是一个穿得挺破的、脸上有些脏的消瘦中年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倒还算干净，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年男人拿手挡住脸，让我把手电筒关了。
我问他是来交货的吗？他点点头，我抬抬手里的塑料袋：“五万元，用点点吗？”
他接过钱检查，我蹲下看小女孩，想伸手拉她，她往后一缩。我站起身搭话：“我还有朋友想买小孩，能给便宜点吗？”
他沾唾沫数着钱，摇摇头说：“不行，报纸上的都是明码标价，不讲价。”
我问他报纸上的都是他们的生意吗？他说是。
中年人点完钱，把小女孩向我一推，转身就跑。
我打电话给周庸：“他往湖街跑了，男，中年，消瘦，短发，脏，黄夹克。”周庸很兴奋。
我牵着小女孩先回了酒店。两个小时后，周庸回来了：“幸亏租了宝马，要不然就和人贩子的丰田撞车了。”
我让他别扯了。
周庸告诉我，他跟到靠近港口的一个大院。
我说：“既然知道在哪儿就好办了，明天咱们先确定一件事。”
周庸：“徐哥，咱这次来坐飞机，为了不被查，什么防身设备都没带，是不是得置备点儿啊？”
我说：“也是，昨晚下楼吃饭，看见道边有五金店和情趣用品店，足够买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带着小女孩去医院做体检，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过个山洞就到。晚上体检的报告出来，结果和我们猜测的不一样，女孩很健康，没有得包括性病在内的任何传染病。所以我们无法确定，昨晚的男人是不是让小男孩感染上性病的人贩子。
我和周庸把小女孩送到警察局，假装热心群众捡到了一个走丢的孩子，将小女孩交给警察后，留下了假的联系方式——全程我和周庸一直戴着鸭舌帽，遇见监控就低头，避免被拍下脸。
将小女孩留给警察后，我和周庸开车前往了那个院子。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下午5点了。将车停在附近，转了回来，因为不确定院子里是否有人，我们蹲在院子旁边的树丛里等。过了一会儿，一辆丰田开了过来，周庸低声说：“徐哥，昨晚就跟的这车。”
车里下来了几个乞丐，每人抱着一个孩子。
周庸骂了声：“走到哪儿都有乞丐团伙。”
一波乞丐进了屋，一波乞丐上了车，还跟着几个缺手缺脚的小孩，车又开走了。
周庸：“这是要轮班啊！”
确定了院子里还有很多人后，我和周庸回到车里，一直待到凌晨2点。我们戴上帽子，拿了两根钢管，回到“丐帮总舵”所在的大院，翻了进去。
院里鼾声一片，睡着十四个孩子——就盖着硬纸壳，直接睡地上。这几个孩子有大有小，有男有女，但身体都不健全。
有个男孩看起来七八岁，瘦得像条狗，头骨凹了一块，光着上身，腿上穿着一条已经看不出底色的裤子——他的右腿从背后拧了个圈后从左侧脖颈处伸向前，他的脸不得不贴在自己的脚上。他的左腿从身前向上从右侧跨在自己脖子的后面，两条腿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圈。只能侧睡在地上。
这孩子忽然睁开了眼，看见我们“啊”地叫了一声，我们转身就跑。刚跑到墙边，屋里出来个人，大喊一声：“有人来了！”
屋里蹿出好几个人，跑向我和周庸。我让他踩我肩膀先翻上了墙，周庸拽着我的手向上提——我感冒几天，还发烧，有点虚，一把没上去，对方已经冲了过来。
周庸死命拉我，我向上使劲的时候感觉有人拽住我的脚，我往后用力一蹬——鞋掉了，我和周庸从墙上掉到了外面。
我隔着墙喊了一声：“别追了，什么都没偷着！”顾不得身上疼，我们爬起来就拼命跑，一直跑到了港口，有许多工人正在卸货。看见人多我们放了心，打车回到酒店。
回去后，周庸问我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我说：“应该不能。咱肯定不是警察，要不就不跑了，加上我喊的那句，他们应该以为就是小偷吧！”
周庸点点头：“怎么那么多残疾小孩呢？”
我估计可能是故意收集的，也可能是采生折割，残疾小孩要钱比较容易。采生折割是江湖上流传了几百年的、最惨无人道的做法。就是把孩子的手脚折成奇形怪状，放在大街上乞讨，黄昏再接回去。丐帮从未灭绝，采生折割也从未灭绝，各个城市都有，所以见到这样的儿童乞丐，第一选择应该是报警。
周庸点点头：“太残忍了，但那些健全的孩子都在哪儿？像他卖给咱们那女孩一样的，我一个没看见。”
我说：“不知道，明天咱们问问他。”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庸打车去取回了被我们战略抛弃的宝马，在路边等那辆丰田出现——这是开往市区最方便的一条路，对方有很大可能会走。
上午9点，那辆车出现了，我和周庸立即跟上。司机在紧靠着步行街的路边停车，让几个乞丐下了车，然后又开到了一条文化老街。他把车停在巷子口，进了一家茶楼。
周庸：“这生活得还挺雅致。”
我觉得应该不是。听人说过这条老街的一些秘闻，这条巷子里有很多出名的“洗钱地”——这里面有些高档茶座，有门槛，不能随便进，里面都贵得要死，进入一次最少好几万元，只有洗钱的人能进。周庸：“这是什么洗法？”
我跟他解释：“比如说你消费了十万元，走之前，可以把自己的一盒茶叶卖给对方，他出九万买。这样你的钱就洗白了，他也赚了一万块的‘手续费’。”
“所以这个人是来这儿洗钱的？”
我觉得应该是：“乞讨来的钱和卖孩子来的钱来路都不正，怕出事，这种人洗钱很正常的。”
下午2点，开车人从茶楼出来，我和周庸在后面跟着。再次回到了港口附近。在人少没摄像头的路段，我和周庸从左侧超过了他的车，然后一脚急刹。他刹车不及，追了我们的尾。
他下车看了一眼自己的车头：“你们傻吧？”
我和周庸迅速架住他，把他架到了宝马后座。我让周庸把另一辆车开到路边，用昨晚在情趣用品店买的手铐将他拷住，他的虎口上有梅花一样的五点刺青。
我再用同样在情趣用品店买的眼罩蒙上他的眼，开着车到了港口一个没人的地方，打开了录音笔。
这家伙看情势不对，没什么反抗，很快就招了——他是这个“丐帮”的头儿。帮派里的残疾儿童，有天生的，也有小儿麻痹和弱智儿童，被他们进行了采生折割，变成了残疾。身体健全智力正常的孩子都关在屋里——生病就卖不上价了。
我问他，记不记得一个月前，有一个男孩，卖到了感怀镇。他想了一会儿，问我们是不是卖给了一对种茶的夫妇。
我说：“是，那个男孩有性病，得了尖锐湿疣，和你有没有关系？你是不是恋童癖？”
他说不是。
我和周庸脱下他的裤子，检查了他的生殖器官和肛门，发现没有腐烂、红肿等性病的痕迹——他没有撒谎，起码那个男孩不是他奸污的。
我又问他，他的乞丐团伙里是否有人是恋童癖。
他说：“没有，我从上家手里买来后，直接就转卖出去了，没和团伙里的其他人接触过。”
周庸：“你还有上家？”
他点点头：“当然，要不然我们哪儿来的那么多孩子？一群乞丐又不能天天出去绑架。大哥，你就放过我吧。”
我又问了几句——他不止有一个上家。
一开始，他只是从人贩子手里购买有残疾的孩子，或小儿麻痹、弱智的儿童来进行采生折割，利用他们要饭。后来他发现这里面有钱赚，就做起了贩人生意，当起了二道贩子——外地的人贩子把孩子卖给他，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再加价卖出去。得性病的男孩就来自其中一个上家。
我和周庸审完他，把他关在车里。我们下车抽烟，风很大，点了半天没点着。
周庸：“徐哥，这案子看来还得接着查下去啊，车里那个怎么办？”
我蹲下抽了口烟：“等会儿再想吧，我感冒还没好，这几天折腾，加上这会儿一吹风，现在头特别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