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得从头说起了，一开始我并没有怀疑到约瑟夫。封锁饭店那天，我在饭店的大堂里见到约瑟夫，他说他是来这里看一个朋友的，我当时也没放在心上。因为饭店被封锁了，约瑟夫无法离开，只好住下。他住在饭店里，不声不响的，和他做生意一样低调，并不引人注目，我差一点就错过了他。
但是，最后他还是露出了马脚。
斯捷潘死后，他的戒指被伊万拿走了。伊万又把戒指送给了何燕，他想收买何燕，要她对他要挟她的事守口如瓶。奇怪的是，一直不声不响的约瑟夫这时突然对那个戒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找到何燕，一定要买下来，第一次出价600块，后来又出到1000块。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原因很简单，一来因为这东西不值这个价，二来是因为这戒指是斯捷潘的。
那时，我已经判断出斯捷潘就是共产国际的那个人了，那么，约瑟夫为什么会对斯捷潘的东西那么感兴趣呢？
关键是那个戒指根本不值那么多钱，他为什么一定要购买呢？约瑟夫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无利不起早，绝不会做亏本买卖，而且，他也不是浪漫的人，他怎么会愿意花一大笔钱买一个根本不值多少钱的戒指呢？
我不得不考虑他跟斯捷潘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进一步思索，我便想到了，他会不会就是斯捷潘要接头的那个人呢？
据伊万交代，他从地下浴室回去后，向斯捷潘做了汇报，当斯捷潘听说是一个亚洲人和伊万接头时，马上就紧张起来，似乎觉得情况不对头。我想斯捷潘一定知道和他接头的不是亚洲人，一个亚洲人来接头，这说明有问题，所以，他才会紧张。
应该和他接头的不是亚洲人，那么，就应该是西方人了。因为斯捷潘就是一个俄国人，所以，首先我想到那个他要见的人很可能也是一个俄国人。
那么，一个俄国人为什么要到和哈尔滨来见另一个俄国人，而不是在俄国见面呢？
很显然，他们无法在俄国见面，因为另一个人是一个居住在哈尔滨的俄国人，而约瑟夫恰好就符合这一特征。当然，在远东国际大饭店里的俄国人不少，但却没有一个人对斯捷潘留下的戒指那么感兴趣，除了约瑟夫。
这时，我才意识到约瑟夫到这里来可能不是为了看朋友，而是另有目的。
我急忙去饭店的阅览室查阅了本市近一个月的俄文报纸。
通过查报纸，我发现近一个月，有一个约老朋友在远东国际大饭店见面的启事登出了好几次。我在想，这是不是就是共产国际的那个人——也就是斯捷潘发出的信号呢？共产国际以前常使用这种方式进行联络。
那么，这条启事是发给谁的？是不是发给约瑟夫的？
使用报纸联络是共产国际常用的方法，对此，南铁调查课和军部情报处都非常重视，都有专人盯着，分析每一条启事。
实际上，南铁调查课就是通过查阅俄文报纸发现共产国际要来接头的。军部情报处也是从这条启事里看出问题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这是远东情报组发出的，目的是要和花影接头。
等我看到这条启事，要比他们两家晚了近一个月。特高课对本地反日组织的情况比较重视，对共产国际这方面不够重视，所以，他们也没有发现。只不过在这次大清洗中，连奎和宋介抓住了远东情报组的人，查他们口中得知了共产国际派人来的消息，但是消息不够全面，他们只知道来人住在远东国际大饭店里，但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来这里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
南铁调查课和军部情报处这两家都知道《鸳鸯茶》这首歌可能是接头暗号，但特高课却不知道，后来我才从江口那里得知，他们以前抓住过共产国际的人，那人供出《鸳鸯茶》这首歌是共产国际的一种联络方式。
所以，这两家人都派人到饭店的地下浴室里守株待兔，结果等来的是伊万。
我问过伊万和佐佐木接头那天在浴室的人，证明约瑟夫那天也在浴室里，我想他一定看到了伊万和佐佐木接头，他知道一定有问题，这里面不应该出现一个亚洲人。”
柳伯钊问：“星野，你刚才说启事已经登出一个月了，如果这条启事是发给约瑟夫的，为什么他以前没来，这次却来了呢？”
“我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刘星野说，“这让我想起了大清洗之前约瑟夫遇到的一个案子。那天早上，一个人跑到约瑟夫家，只说了一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后就开枪自杀了。这事透着古怪。约瑟夫坚称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跑到他家里来自杀，但我知道这件事一定和约瑟夫有着密切联系。
当我想到约瑟夫可能就是那个接头人时，我又想到了这个案子。
我想，约瑟夫以前没有来饭店接头，是因为他不想来；这次来，是因为他不得不来。
那个跑到他家里自杀的人其实是一个信使，他用自杀这种行为向约瑟夫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如果你再不来接头，就是死。
这个信号是斯捷潘发出的，他找了一个得了绝症的俄国人来做这个信使。
约瑟夫读懂了这个信息，所以，他才会到远东国际大饭店来，因为他不得不来。
他在浴室里看到了伊万和佐佐木这两个假货的接头过程，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他就不再露面了，但他也无法离开，因为饭店已经被封锁了。”
“原来是这样，俄国人的手段确实与众不同。”柳伯钊听了刘星野的话后，思索了片刻，“那么，约瑟夫为什么对斯捷潘的那枚戒指那么感兴趣呢？”
“这就要从斯捷潘这次来哈尔滨的任务说起了。”
“你已经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了？”
“我并不知道，但我想我已经猜出来了。”
“斯捷潘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这就要从八年前说起了。1933年的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筹集了一笔30万元的经费，用来支援咱们东北的抗日斗争，但是，这笔经费在进入东北后就突然消失了。当时，我们的组织、共产国际和日本人几方面的人都在寻找这笔经费，但都一无所获。
这笔经费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携带这笔经费来到东北的那个共产国际的代表突然生病去世了。
当时传言很多，有人说可能是这个代表把钱私吞了，也有人说这笔钱可能被日本人没收了，还有的说这笔钱还没有动，只是没人知道这笔钱去哪了。总之，各种说法都有。”
柳伯钊说：“这件事我也知道，当时，省委一方面和共产国际联络，另一方面组织了人手寻找这笔钱，但都没有结果，后来就放弃了。”
刘星野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把这件事都忘记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消失，我估计共产国际的那个代表在临死前，把这笔钱委托给了一个人，让他代为保管。”
柳伯钊眼睛一亮。“星野，你是说这个人就是约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