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信息心理战的理论发源于苏联，但是理论往往是对现实的总结，是从已有的事实中推导出来的。
因此，在理论出现之前，它实际上已经是存在了，只不过顶着其他别样的名头在发展，不为人所知罢了。
我们看影视剧中，谍战片中，某某行动，或者某某人物，都会起一个代号，用于内部联络，这个名字显然不会冒冒失失的就拿出来，往往要斟酌良久，也因此，它必然有一定的寓意和指向，它在被筛选出来的同时，也打下了命名者的心理烙痕。
而代号，往往也是极为简短的，只有两三个字，它的信息容量是很有限的，要想在有限的空间中有所表达，就必然要有人‘精’益求‘精’的去研究。
在长期的实践运用中，人们对信息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终于在有限的天地中发现了无限的空间。
这也得益于当时的加密解密的技术研究。
加密，是对信息进行变换，以达到让人无从直接获取的目的。
比如你当着一个不懂英语的人面前说英语，这实际上就是对语言进行了加密，对方是听不懂的，而如果有另一个懂英语的在场，他就可以进行解密，也就是翻译，让另一个不懂的也能懂了。
那么如果这两个懂的是同伙，英语就成了他们‘交’流的密电。
当然，英语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懂的人不少，相应的其隐秘‘性’就不强，而真正实际运用的加密手段，已经研究到相当复杂‘精’密的程度，必须由掌握了相应解密手段的特定人员才能处理。
比如我发消息，将某书某页的每行开头组合成一句话，也就意味着只有掌握这本书的人才知道我说了什么，而假如这本书只印刷了一本，其他人就只能干瞪眼了。
这种情况，它的关键信息根本没有出现在传递过程中，所以截获的人技术再高，也是没有办法的。
它已经不是信息变换，而是信息的映‘射’。
像语言的转换，比如汉语和英语，这是有一一对应关系的，传递的信息和所要表达的信息是等量的。
而映‘射’则更加灵活，它有可能是一对一，也有可能是一对多。比如我传过去一句话，指向一本书，那么对方得到的是一本书的信息，它的量是远超我说的一句话的。
这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例子，但它展现了一种可能，简单的信息通过映‘射’扩张，得到丰富的表达。
而这本储存了足够信息的书，就成为一个映‘射’器。
而我们人本身，也具备相当的信息储量，因此也是一个天然的映‘射’器，，一旦我们对简单的信息进行处理，复杂的映‘射’机制便自然启动了。
这种映‘射’，可能是想象，也可能是推理，像石子投入湖中，‘荡’起无数涟漪。
而涟漪的‘波’动，实际上是遵从一定的规律的，因此也就具备可把握的因素和方向。
对这种作用方式的研究推进，让人们得到了对信息更本质的认识。
我们说一颗石子，当你想描述它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密度，重量，颜‘色’等等属‘性’，但是，投入湖中能‘荡’起涟漪，这是不是它的属‘性’？这也是，但是它有石子之外的因素引入，这是‘交’互式的属‘性’，不是我们从石子本身看出来的，而是在它同外界作用的时候才展现出来的，因为想到湖，所以我们手握的石子‘荡’起了涟漪。
通过和湖的‘交’互，石子所能呈现的属‘性’得到了增加，我们对它的描述可以更加丰富，那么，如果它‘交’互的对象越多，它的信息呈现也就越多，密度还是那个密度，重量还是那个重量，石子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石子了。
它信息变化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信息储量和推理想象的能力。
这一信息扩张演化的过程，在我们脑海中撑起了一个以石子为核心的世界呈现。
如果要给出一个相对准确且通俗的词汇来描述，静态的，称之为意境，动态的，则称之为化境。
因此，从代号的运用研究起步，人们的思维压缩到有限的文字空间中辗转腾挪，最终练就到了化境的高深境界。
我们说‘荡’起的涟漪是有规律的，它既由石子和湖的‘性’质决定，又由世界本身的规则决定，如果我们想让一个石子在水面上能多漂两次，就要尽量选用相对扁平的，这就是它本身属‘性’所能起的作用。
作为这颗石子，我们化境的起点，简短到一两个的文字，它有多少能影响演化的‘性’质呢？
我们知道汉字有声形意三个方面，我们通常用到的是意，比如说一个‘花’字，你想到一朵‘花’，但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到形和声的方面。
前面我们说汉语转换成英语可以视为一种加密，那么文字转化成声音，当我们说出这个‘花’字的时候，它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进行了一次信息转换，也就是加密过程。
当我们听到这个‘花’字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就对应到这个‘花’字上去了，因为还有其它的同音字，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列表中进行选择，二次判断。
当我们最终定位到‘花’字上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通过各种综合信息的辅助判断完成了一次解密过程。
那么这个列表上的其他字就此消失了吗？
不会，当它被提取出来一次，相应的检索级别就会提高，有可能优先进入后续的推理想象进程。
这个‘花’字得到隐‘性’的扩展，成为潜在属‘性’的一部分。
如果考虑它更多的‘性’质，甚至模糊的意向，可能还有温暖，明亮，生机等等基调，都会在画面构建中起到作用。
稍加分析，就发现能起作用的因素太多太多，但是这些基调‘性’的因素，它是全局‘性’的，全程‘性’的，能辐‘射’和影响整个过程，因此也尤为重要。
在中国的古代，尤其擅长取物比象，通过‘性’质和模式的相近，共通，实现非常快速及广阔的思维迁移，前一句兽犹如此，后一句人何以堪，将两个不相干的现象对比联系起来，体现了共同包含的不依赖于具体现象存在的高层规则。这样的思维模式是有利于提取一般‘性’规律，并运用到更多领域的，非常的先进。
当然，在斗争‘性’的情况中，也演化出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类的这些技术总结。
这些，都是化境出现的土壤。
因此，作为历史文化继承者的中国人，在现代理论技术的催生下，率先走上了意境斗争的道路。
台湾当然是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地方。'